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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二)
  [来源:][作者:][2011年11月3日][文章点击数:1327]  

                               从盛唐和中晚清看文化的自信

                                         --------对改革开放30周年中开放的思考 

                                     余建国 
 
    3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这3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内,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近代中国的沉浮,让人扼腕痛惜。中国国运的跌荡起伏,无疑有多方面原因,但文化的因素无疑占有很大分量。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综观历史,我们更能注意到,开放引发文化的相撞、冲突,从而汇聚、融合、新生,成之则谓之改革。而开放则源自文化的自信。因此,文化的自信,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无论如何表述都不为之过。

一、盛唐的自信与开放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既善于继承传统又善于吸纳外来兼容并蓄的朝代。因多种文化的汇聚促使唐朝的繁荣与昌盛这一历史事实得到后世中外研究家的普遍赞誉和认可。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立国,经唐高祖、唐太宗三十年治世,国力日强,直到唐玄宗时代,安史变乱(756年)之前,标志着唐国力达到鼎盛时期。处于同时期的欧洲苦于中世纪的动乱;阿拉伯半岛默罕默得的伊斯兰教还在初创之时;美洲还是人们未知的一方土地。唐朝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强大的唐代吸纳外来文化处于主动地位,犹如锦上添花,从容不迫。

  再往前看一段历史,经魏晋南北朝到隋统一中国为止的四百多年,在中华大地上有过---分裂,重构过程,各地先后出现过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大小朝廷,民族杂居已成为事实。李唐立国一统中华,涵盖了原先各大小朝廷的属地。这些民族在统一的疆土之内交往频繁。流表于民间的各族风习加速交汇,升华于上层的理念同样加强沟通。在朝廷来说,对民族杂居的事实,朝廷采取认同与宽容的态度。初唐总人口不足3000万,在农耕社会人力众多即为财富的源泉。“爱我子民”“休养生息”是唐初统治者的明智的表现。

  唐太宗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方面由于初唐多民族杂居的既成事实的国情所定,另一方面的确表现出他清醒的头脑。他能够审时度势,既敢于理直气壮的弘扬传统,又敢于宽容大度吸纳外来文化。

  在弘扬传统方面,唐太宗下诏:尊孔孟及历代鸿儒贤达,招各路经学大师,设弘文馆开科取士,刻五经定本颁行于全国供教学之用,教化臣民皈依一统。贞观之治历时二十三年时光,所成就的业绩后世无不赞誉。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始自唐太宗贯穿于整个唐代都表现出宽容与开放。唐朝是令人羡慕的国家,据《唐书》记载:当时来唐使臣、商贾和留学生不仅有东亚的日本、朝鲜,还有许多中亚、西亚、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人士,甚至海洋上的岛屿国家的使臣、商贾也云集长安。京城长安成为世界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区方圆95平方公里,(明都北京25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来华人士,一方面虚心学习中国文化的优质,另一方面也带来他们本民族文化精华。

  从初唐到安史动乱前,虽也有过边关战争,但相对于前朝是较安定的时代。当时中国与外界交往主要取陆路通西域下印度,甚至远达阿拉伯和罗马旧地。外交使臣和学界名流带出去的主要是精神产品,如典章制度、经典着述等。商贾带出去的主要是精工细品,有薄如蝉翼的丝绸,精美的瓷器、茶叶和造纸术等等。吸收进来的有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刻和建筑艺术,还有葡萄、麦类等农作物。频繁的中外交往极大地丰富了唐文化,经过主动吸纳,消化过的新传统文化又广泛播扬于中华民族的群体中,并传播到异域他邦。盛唐时代中亚,西亚尊佛崇儒极盛一时,皈依伊斯兰教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东亚的韩国、日本至今仍保存有许多唐代的风习。诚如英国史学家韦尔斯说:“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那样的鲜明”。“中国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世界史纲》p620)。

    唐代佛学的演变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外来文化被中国吸收并得到弘扬的例证之一。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上层,知识界表现出摄取印度的思辨哲学的兴趣和能力,一些高僧大德、能够剖析入微地研习佛学的精理真义。正由于这一阶层众多人士的努力,使严华宗发展出四法界、十玄门、八识六智等复杂的观念体系。至今中国古刹大寺中的佛经仍是佛学最完整的遗产。儒佛融合而保存了佛学经义。在下层,吸引广大僧俗群众的,是简化后较为通俗的说教。立义越浅显的说教,越容易为民众所领略、接受和传播。人们只要“合什”、“烧香”也就算是崇佛的信仰者。至今这种风习还流传于中国民间,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于今生今世的躬行实践,富有责任感。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对来生后世缺乏设想;道家的修炼更着重于此生此世的长生不老而羽化升仙;佛学作为一种哲理化的宗教,它提供了人们领悟的因缘、业报、无常、无我的思辨体系和冲决“利”、“欲”的罗网,求得“正觉”、“解脱”的修习次第。因此,在对所谓求来世方面,佛学充实了传统文化的内涵。

  佛学中国化的同时,它也被逐步改造成了宣扬功德、注重入世的宗教。儒、释、道在唐代的汇聚达到炉火纯青“化合”的程度。这使本来分支诸多文化的源流汇合成浩浩荡荡的大河。在佛学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它并没有丝毫动摇中国社会结构、伦理准则。相反,教义中某些讲孝道的文字被发展为《父母恩重经》、《目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很符合中国人教化心态的东西。唐代许多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佛学传人。汇聚中外的唐文化成为从名流学子到百姓庶民的共同文化理念。

  以完美的汉字表达的种种文化模式,不仅播扬在版图之内,同时还先后传播到邻邦,构成东亚特有的文化体系。在唐代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始终视外来文化如同自身文化。主动吸收、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汇聚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丰富的新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发展。这就是唐代中外文化汇聚的基本轮廓。

二、中晚清的颓废自闭

18世纪的中国,其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仍然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当时中国人口约占全球的1/3,相应地,粮食产量也约占全球1/3,遥居世界首位。①17-18世纪,中国的工艺品、园林、艺术曾风靡欧洲,“中国趣味”成为西方上层社会的崇尚目标,中国产品经久不衰地畅销于欧洲各国,英国纺织品抵不过中国商品,硬通货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工业经济方面,1800年,中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产量的33.3%,而整个欧洲仅占28.1%;即使是欧洲工业革命已经推展开来的19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生产也还占世界份额的29.8%,欧洲占34.2%。②当时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10个,而中国就占了6个。中国还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然而,中华民族就是从这样的世界地位跌落下来。从“盛世”到吞食《南京条约》苦果,不到50年时间。其间的教训,警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概括起来,导致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闭关自守,故步自封。

   当欧洲斩浪海洋,向全球疯狂扩张时,又是另一番情景。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所成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它比其他民族传统文化更富有活力。面对这样居高临下,来势汹涌的外来文化,晚清朝政毫无准备,显然束手无策。从当时中国政府来看,它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导致落后挨打,这个历史责任无法推缷。另一客观原因,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精湛奇绝,远比欧洲此时的机器制品强。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西贸易总是白银流向东方。1830年,中国占世界GDP33%,人口达到3亿。只能责备国人的目光短浅,没有预示到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与未来的潜能,从而积极跟进。

  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天朝大国”的门户,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冒险家蜂拥而至。首当其冲的是历来悠然自得的田园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受到打击,政治独立深受威胁。“天朝大国”在心态上没有来得及调整的情况下,中国遭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当头一棒。

人类发展史上有过无数次不同文化的相撞、冲突和融合,有的是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同化,有的却迎合征服者而主动皈依。西班牙征服美洲,开始是印第安人顽强血战,到后来又主动迎合西方文化。而今在拉美印欧混血人种中很难找到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传承。在中国,它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尽管朝廷惊恐万状,软弱无能节节败降,但悠久的传统文化却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精神支柱。传统文化培育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存亡危急关头,中华民族能奔走呼告悲壮献身。一代代志士能人谱写出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从而显示出我们这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续存能力。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和它独具的优质。

  在晚清东西文化冲突中,尽管朝廷从抗拒恐慌到求降。但有识之士已经正视到现实,跳出“朴学”、“理学”的窠臼,重新审视历史的变革和改制的思考。1841年林则徐组织人员翻译英国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并亲自修饰编辑成《四洲志》、1843年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收集资料补充增订《海国图志》、以及他记述清朝历次战争论述的《圣武记》。1850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及陈逢衡《英吉利纪略》、梁廷相的《海国四说》和《兰伦偶说》、《合省图说》等等。这些着述或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或论述海防要略,总结失败教训着力于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建树中华。遗憾的是,他们的远见卓识未被引以重视,未能在民众中播扬。当这些书籍随着商人流传到日本,“墙内开花墙外香”地引起日本朝野重视,给日本送去一份启蒙的好教材。他们翻译刊发作为日本酝酿变革的舆论准备和理论依据。晚清朝廷却墨守成规,封闭在顽固的堡垒之中不能自拔。极力主张“以不变应万变”、反对“以夷变夏”,甘于积弱不起。

  英国史学家韦尔斯说:“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欧洲人的头脑差,历史表示出他们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敢、精力旺盛、慷慨、自我牺牲和能做出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世界史纲》p1102)中国此时缺少敢于革新的领袖人物。同样郁于同文传统文化的日本获得中国有识之士的又一次启迪后,于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日本人没有挞伐祖宗,掘墓鞭尸式的“打倒”和“砸烂”。他建立在本民族传统的脊梁上,虚心采它山之石为我用。仅用33年时间达到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力。“1866年它还是一个中世纪的民族,一副极端浪漫的封建制度的古怪的漫画;1899年它同最先进的欧洲列强立于同等水平上,并且比俄国还要先进的多。(《世界史纲》P1107)

  1894年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一举歼灭比他强大的中国海军。这场战争给中国朝野震动极大。于是“从东洋学西洋”,学习西方文化的势头加大了。各种“维新”、“变法”的学会、组织纷纷成立,大有鼎力革新之势。传统文化也在这西学猛烈冲击下,再一次受到挑战。然而政治体制之落伍,导致了无谓的“庚子事变”,其后终至不可收拾之局面。

三、对未来的思考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我们已经行进在21世纪的大道上,新世纪的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文明?未来的国际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如何去适应大变革的环境,构建和谐社会,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如何切实增强文化的自信,如何实现有效的开放,如何构建能主动适应变化的改革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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